冯锦锡律师.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一讲丨虚拟币案件的规范脉络与罪名地图
——四个监管阶段、四层罪名,和五条辩护主线
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一讲
本文以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心团队负责人冯锦锡律师近年的办案实践为样本,结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与监管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虚拟币案件的规范脉络与罪名分布作一次系统梳理。
虚拟币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违法性不是由一部法律直接写明的,而是由一组跨越十三年的规范性文件层层叠加出来的。2013年说它是“特定的虚拟商品”,2017年叫停代币发行融资,2021年宣布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又把稳定币与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一并纳入。同一件事,在不同年份、不同文件下的评价并不相同。
本讲是八讲的总纲。要解决三个问题:这些文件按时间怎么排、虚拟币在案件里扮演什么角色、拿到案子第一步先做什么。
一、为什么把规范脉络放在第一讲
多数人被问“虚拟币犯罪”时,第一反应是翻刑法条文。但真实办案的顺序恰好相反。虚拟币案件的第一道辩点,往往不在刑法里,而在“哪一份文件管这个行为”。原因有三:第一,罪名是跟着前置规范走的。非法经营罪要求“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非法性”,这两个要件的内容都由行政法规与监管文件填充。前置规范一变,构成要件的内涵就跟着变,罪与非罪的边界也跟着移动。第二,前置规范的效力层级并不一致。刑法第九十六条把“国家规定”限定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而虚拟币领域最常被引用的文件,多是以“银发”“发改运行”等文号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它们能否直接充当“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实务中本身就有分歧。第三,行为时与裁判时常常分属不同文件。2026年2月6日,《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施行并同时废止2021年的文件。一个行为发生在2024年、审判发生在2026年,适用哪一份,直接决定“违法性认识”的论证路径。所以本讲不复述刑法分则,而是先把文件排成一条时间线,再把罪名按虚拟币的角色挂上去。时间线决定前置规范,角色决定罪名族群,这两步做完,辩护方向基本就定了。
二、四个监管阶段
(一)2013年:比特币是“特定的虚拟商品”
2013年1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中国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
这份文件确立了三件事:
一是定性。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二是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的六类禁止行为: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包括登记、交易、清算、结算,接受比特币或以比特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开展比特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服务,开展比特币的储存、托管、抵押等业务,发行与比特币相关的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作为信托、基金等投资的投资标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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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个人空间的保留。文件明确,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同时要求提供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依法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并按反洗钱要求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与可疑交易报告义务。
这一阶段对辩护的意义最大,因为它同时留下了三句话:“特定的虚拟商品”否定的是货币地位,没有否定财物属性;“自担风险前提下的参与自由”说明个人持有与个人之间的买卖并不当然违法;“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开展”的反向阅读,则说明红线指向的是机构化、业务化、面向公众的金融活动,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处分行为。第三讲的“民事交易合意”这条出罪路径,最早的规范依据就在这里。
(二)2017年:“9·4公告”叫停代币发行融资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文件将代币发行融资界定为: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配套三项要求: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的应当作出清退安排;任何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为代币发行融资和“虚拟货币”提供账户开立、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产品或服务。这一阶段是第四讲(非法集资与传销犯罪群)的政策起点。需要提醒的是:公告解决的是“非法性”这一要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要求公开性、利诱性与社会性。公告说某一类业务是“非法公开融资”,不等于个案中的每一次收款都构成犯罪——其余三个要件仍要靠证据逐个落实,这正是第四讲的主要辩点。
(三)2021年:非法金融活动定性,与挖矿列入淘汰类
2021年9月,两份文件相隔三天先后落地。
先落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283号,2021年9月3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按“严密监测、严防风险、严禁增量、妥处存量”的总体思路整治挖矿,并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增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同时要求停止对挖矿项目的一切财税支持与金融服务,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挖矿活动。
随后《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十部门,2021年9月15日)确立了本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三句话: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文件同时明确,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辩护中有两处最容易越位。
一是把“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直接等同于“当事人构成非法经营罪”。前者是行政定性,后者需要“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以及经营行为、营利目的等要件同时在案。从行政违法到刑事犯罪之间隔着完整的构成要件与数额门槛,不能一句话跳过去。
二是忽略挖矿整治的时间节点。2021年9月3日这个日子,对矿机返租、算力托管类案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合同效力评价的分界,也是判断行为人“对非法性能否有认识”的时间坐标。这两点在第四讲与第五讲还会反复回到。
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损失自行承担”,它同时是控辩双方的武器:控方用来否定“民事合意可以阻却犯罪”,辩方用来论证参与人对风险有认识、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第三讲会正面处理这一对撞。
(四)2026年:从“虚拟货币炒作”到“资产代币化”全链条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该文件经与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达成一致,并经国务院同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废止银发〔2021〕237号。
相较2021年文件,42号文的变化集中在五个方面:
其一,重申定性。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其二,新增跨境服务禁令。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
其三,首次在国家层面规范稳定币。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
其四,首次定义并规范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文件将RWA代币化界定为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境内开展RWA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应予禁止,同时留下例外——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未经同意,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或开展相关RWA业务。
其五,名称与经营范围禁令。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含有“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稳定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等字样或内容。
与之配套,中国证监会同步发布《关于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的监管指引》(中国证监会公告〔2026〕1号),明确控制基础资产的境内企业在开展相关业务前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时际适用是这一阶段的关键。42号文对虚拟货币兑换等业务的定性立场与237号文完全一致,属于“确认延续+扩大对象”的修订,因此行为发生在2026年2月6日之前的案件,仍应适用行为时的237号文;该日之后的行为,适用42号文。两文对同一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一致,不存在“新规出台即改变定性”的问题。真正需要单独论证的是RWA代币化:42号文之前,境内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范,涉RWA案件的行为时规范与违法性认识,必须逐案单独分析。这既是一处新的风险点,也是一处新的辩护空间。
三、阶段之外的两个法律坐标
监管文件之外,还有两部法律在虚拟币案件中扮演着“行政前置”的角色,必须与上述时间线一并记住。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2022年9月2日通过,2022年12月1日施行)。该法为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等“两卡”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六讲)行政前置的重要来源。条文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等。辩护中据以主张“末端账户、地位作用轻、情节轻微”的依据,除了刑事规范,也包括该法确立的行政责任体系。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该法于2024年11月8日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共七章六十五条。与虚拟币案件直接相关的有三处:其一,第二条在保留七类重点上游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其他犯罪”的兜底表述,并规定预防恐怖主义融资活动适用本法,洗钱罪(第六讲)的上游范围随之扩张;其二,第六条将“特定非金融机构”明确纳入义务主体,要求其履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义务,客户尽职调查制度由此取代了原有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其三,第三十四条规定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交易结束后至少保存十年,保存期限由原来的五年延长至十年。
这三处的实务影响很直接:可回溯的交易流水期更长,而“明知”的证明标准在立法层面被同步提高。对辩护人而言,前者意味着证据体量变大、质证任务变重(第七讲),后者意味着“推定明知”的空间受到更严格的约束(第六讲)。
四、罪名地图:虚拟币在案件中的四种角色
虚拟币本身不是罪名,它只是工具或对象。罪名取决于它在案件里扮演什么角色。本系列把虚拟币案件的罪名按角色分为四层,第三至第六讲即按这四层逐一展开。
第一层,作为交易标的。对应侵财犯罪群: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与此并行的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一层对应第三讲。
这里有一个必须记住的竞合:虚拟币同时具有“数据”与“财物”两重属性。以技术手段获取他人账户内虚拟币的行为,可能同时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罪名如何选择,实务做法并不统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罗某某盗窃案(一审案号(2020)沪0106刑初551号,二审案号(2021)沪02刑终197号)即为围绕这一竞合展开的公开案例,本系列第二讲会结合该案详细讨论。在两罪法定刑差距较大的案件中,这一竞合本身就是独立的辩点。
第二层,作为融资工具。对应非法集资与传销犯罪群: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发币、矿机返租、算力托管、资金盘等模式均落在这一层。对应第四讲。
第三层,作为自营牟利工具。对应自营型营利犯罪群: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第四项非法经营罪,第二百零三条之外的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开设赌场罪。虚拟币换汇经营、以虚拟币为支付结算工具的经营行为、以虚拟币投注的赌博平台均落在这一层。对应第五讲。
第四层,作为协助通道。对应赃款转移犯罪群: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对应第六讲。
两层共性内容单独成讲:第七讲讨论证据——链上数据的同一性、电子数据的瑕疵与排除、鉴定意见的属性与质证;第八讲讨论量刑与涉案财物处置——量刑起点、币退不出去与钱退不回来的现实困境、缓刑条件、跨境管辖与提级管辖。
五、四层不是并列,而是递进
四层关系可以压缩成一句话:自己集资、自己经营、替他人转移。
这不是分类法上的排列,而是角色边缘化的过程。第四层的行为人通常只在资金链条的末端,提供一个钱包地址或一张卡;相比第二层的组织者、第三层经营者,其参与程度、获利程度与对犯罪性质的认知程度都在下降。
为什么按角色切分,而不按罪名逐个铺开?理由有三:其一,同一角色下的数个罪名共享同一套事实模型与同一组辩点,分开写必然互相重复;其二,角色一变,辩护路径整组跟着变,按角色组织才可能把辩点讲透;其三,实务中侦查机关的取证方向也是跟着角色走的——把角色看清,才看得懂卷宗的编排逻辑。
这也解释了两处体例安排。一是本系列把非法经营罪与开设赌场罪合并为第五讲:两罪的共同点是“以虚拟币为工具、从事未经许可的营利活动”,与第六讲“为他人犯罪提供通道协助”形成“自营/协助”的清晰分野,且共享“经营行为的认定、营利目的的审查、数额与币价的折算”三条辩护主线。二是把证据之辩与量刑、涉案财物处置之辩各自独立成讲:这两讲的素材都足以各自写满一整篇,合并只会两边都不够用。若日后虚拟币赌博类案件素材积累起来,第五讲可随时拆回“非法经营”与“赌博场景”两讲,其余各讲无须改动。
这一递进关系正是辩护空间的分布图。角色越向外移,罪名越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三年;但与此同时,主观明知的证明难度越大,控方也越依赖推定。于是辩护的着力点,就从“有没有做这个行为”转向“知不知道这个性质”。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本系列为什么把“主观明知”列为五条辩护主线之一,也能理解第六讲为什么是一整讲的篇幅。
六、五条辩护主线
八讲虽然各有主题,但辩护的抓手只有五条,它们在每一讲中反复出现:
第一,对象与属性。涉案的虚拟币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如果连财物属性都被否定,财产犯罪的链条从起点就断了。这条主线贯穿第二、三讲。
第二,数额与对价。同一批币按哪个时点、哪个价格折算,直接决定落在哪一档法定刑。数量乘以时点、再乘以单价,三个变量都可以质证。这条主线贯穿第二、四、五、八讲。
第三,主观明知。是对行为方式的明知,还是对资金性质的明知;是概括的怀疑,还是具体的知道。这一条决定了帮信罪与掩隐罪、掩隐罪与洗钱罪的界分,也决定了“不知情”能否成立。这条主线贯穿第四、五、六讲。
第四,罪名界分与竞合。同一套事实可能同时符合数个罪名,此罪与彼罪之间往往只差一个要件。第三讲的诈骗与抢劫之争、第五讲的非法经营与开设赌场之别、第六讲的帮信与掩隐之分,都是这一主线的展开。
第五,涉案财物处置与程序。虚拟币退不出去、钱退不回来,退赔难以完成,缓刑就难。此外还有跨境取证、管辖级别、扣押与变价的法律依据问题。这条主线贯穿第七、八讲。
七、一处必须点明的争议
前面提到,虚拟币领域最重要的前置规范,多是以“银发”“发改运行”文号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这就带来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它们能否作为刑法上“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
明确规定的是刑法第九十六条:“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据此,“国家规定”被限定为四类:法律、法律性决定、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与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存在争议的是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地位。以人民银行等部门名义联合印发的通知、公告,本身不属于上述四类。实务中大体有两种把握:
一种意见认为,这类通知不能独立充当“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必须结合上位法共同认定。在涉换汇类案件中,常见的做法是同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在涉资金结算类案件中,则需回答“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究竟违反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
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通知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组成部门发布并要求全国执行,可以视为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具有“国家规定”的效力层级。
本讲如实呈现两种立场,不代为定论。但辩护上的意义是确定的:这是一个应当单列、不应被合并到其他论点里带过的独立辩点。在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以“违反国家规定”或“非法性”为要件的罪名中,把“前置规范是不是‘国家规定’”单独写成一节,往往比在同一节里反复论证社会危害性更有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争议针对的是“能否作为刑事判定的直接依据”,不影响42号文与237号文在行政监管、行业管理层面的效力,也不影响其作为认定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证据材料使用。
八、总纲的用法:拿到案件的四个定位动作
第一讲不解决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它的用途是给案件定位。拿到一个虚拟币案件,建议按顺序做完四个动作:
第一,定角色。虚拟币在本案中是交易标的、融资工具、自营牟利工具,还是协助通道?答案决定罪名族群,也决定读本系列的哪一讲。
第二,定时间。行为发生在哪个监管阶段?适用237号文还是42号文?涉及挖矿的,行为在2021年9月3日之前还是之后?涉及RWA代币化的,行为时有没有禁止性规范?答案决定前置规范与违法性认识的论证方向。
第三,定获利来源。当事人是靠经营获利、靠骗取获利,还是靠帮助获利?获利来源决定罪名,也决定“非法占有目的”“营利目的”“明知”这三个主观要件的取舍。
第四,定证据与财产。链上数据能否完成同一性证明?涉案财物的扣押、变价与退赔有没有法律依据?答案决定第七、八讲还有多少空间。
这四个动作做完,辩护的基本盘就清楚了。先定位,再定罪名,最后定辩点——顺序颠倒,论点就会散。
结语
虚拟币案件的规范体系,是十三年间一层层叠上去的:从“特定的虚拟商品”到“非法金融活动”,再到把稳定币与资产代币化纳入全链条监管。政策否定的是它的货币地位与相关业务活动,从未否定它的财物属性;而从行政定性到刑事定性之间,隔着一整套构成要件与证据规则,那正是辩护人要做的事。规范脉络划出红线在哪,罪名地图标出红线之外还剩下什么。先看清地图,再决定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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