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锦锡律师.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二讲丨虚拟币的刑法属性与涉案数额认定

——先解决“是不是财物”,再解决“值多少钱”

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二讲

本文以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心团队负责人冯锦锡律师近年的办案实践为样本,结合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与刑事审判实践,对虚拟币的刑法属性与涉案数额认定作一次系统梳理。

虚拟币案件里,多数辩护的胜负在进入构成要件讨论之前就已经定了:涉案的币到底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如果是,它值多少钱?前者决定有没有财产犯罪,后者决定落在哪一档法定刑。这两个问题合称虚拟币案件的“地基”,也是本讲要处理的内容。

一、为什么把属性与数额放在同一讲

“是不是财物”与“值多少钱”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半。属性的答案决定数额问题是否存在:如果涉案币种连刑法意义上的财物都不是,财产犯罪从起点就断了,数额之争没有意义。属性一旦成立,数额立刻成为量刑的主导变量——同样一笔币,按不同时点、不同口径折算,可能相差一倍以上,而这一倍的差距往往就是三年以下与十年以上的差距。两者在方法论上也是连续的:属性解决“可保护性”,数额解决“可罚性程度”,前者的结论会直接影响后者可以走哪条路。所以本讲把两者合并,先立属性,再定数额。

二、第一层:属性之辩

(一)刑法上的“财物”包括哪些

讨论虚拟币是不是财物,先要回到刑法本身。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了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范围:“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该条第二款规定,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还包括“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其他财产”是一个开放式表述,为新型财产进入刑法保护范围留了接口。学理上对“财物”有三种理解:有体物说要求财物必须是有形之物;管理可能性说强调能够被人管理、支配和转移;财产性利益说则把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都纳入。虚拟货币虽无实体,但可以被支配、被转移、可被排他控制,并具有可交易的交换价值,因此按照管理可能性说的立场,归入刑法上的财物并无障碍。第1569号案采取的就是这一思路。但要注意“财物”必须具备价值要件。刑法上的财物,通常要求具有客观的交换价值,或者至少可以被折算为一定金额。这就为“空气币”类案件留出了辩点:如果某一代币没有任何底层资产、没有真实流通市场、没有任何成交记录,它的交换价值本身就难以确定,数额认定随之失去基础。这条路径在本节第(四)项与第六讲中会具体展开。另一处要提醒的是“财产属性”不等于“货币属性”。银发〔2013〕289号以来的所有监管文件,否定的一直是虚拟货币的货币地位(法偿性、强制性和作为货币流通的资格),从未否定它的商品属性与财产属性。把“政策不承认它是货币”读成“刑法不承认它是财物”,是一处常见的越位。

(二)三条规范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需要注意,这是一个引致条款,不是权属规定。立法者没有把网络虚拟财产写进物权编,而是放在总则编以引致方式处理,财产权属的具体定性留给了特别法。这一点在辩护上很重要: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不能单独作为“虚拟货币是财物、受法律保护”的完整依据,它只是把问题指向“法律有规定”的情形。援引时不宜拔高,否则容易被一句“该条并未规定虚拟财产的保护方式”挡回来。第二条线索是行政规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明确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同时载明“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这是监管层面第一次承认虚拟币的商品属性,并且没有禁止个人持有。第三条线索是刑事审判实践。《刑事审判参考》第1569号张某抢劫案(一审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刑初1484号)确认: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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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569号案:一套事实,两条规则

该案事实并不复杂:被害人崔某被持刀威胁、捆绑、殴打,被迫以93.6万元的价格购入2.529个比特币,随后比特币被劫走。

这套事实里沉淀出两条对后续所有虚拟币案件都有约束力的规则。规则一是属性规则: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可以成为抢劫等财产犯罪的对象。此后涉及盗窃、诈骗、抢夺虚拟币的案件,援引这一条基本不再有争议。规则二是数额规则:抢劫数额按被害人支付的对价93.6万元认定,而非行为人的销赃价93.02万元,理由是与直接抢劫被害人93.6万元无异。这条规则本讲第五节还会展开。此外,该案中为实施抢劫制造条件的行为被单独评价为犯罪预备,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全案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四)财产属性这把刀是双刃的

辩方通常愿意主张“虚拟货币是财物”,因为在盗窃、诈骗案件里,只有先承认财物属性,才有“数额是否达到较大”“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有无处分行为”这些辩点存在的空间。

但必须提醒两处反噬。其一,在特定币种案件中,否定财产属性反而是出罪武器。以“空气币”、无任何实际流通记录的代币为对象的取币案件,辩护往往从两点切入:这类币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价值,以及行为人取币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本系列第六讲会详述的以“技术手段”取走虚拟币一案,最终即以存疑不起诉结案。其二,承认财物属性,意味着后面“按对价认定”这条规则也会跟着适用,而它在个别案件中会反向抬高数额。第1569号案就是现成实例:销赃价93.02万元,因为适用了对价规则被抬高到93.6万元。因此是否主张这条规则,必须逐案测算后再定,不能条件反射地援引。

(五)属性在不同罪名中的要求并不相同

同样承认虚拟币是财物,四个财产犯罪对它的要求并不一样,辩护切入点也随之不同。

盗窃罪要求转移占有。虚拟币没有实体,所谓“窃取”是通过获取私钥或者侵入账户完成的。因此盗窃案的辩点集中在两处:被害人是否对币形成了排他占有,以及行为人是否通过技术手段转移了这一占有。

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在虚拟币场景中,处分行为的认定比传统财物更复杂——把币转入对方指定的钱包地址,是典型的处分;但如果只是提供助记词、由对方自行取币,是否等同于处分,存在争议。

抢夺罪要求公然夺取、且财物由被害人紧密占有。虚拟币无法“夺”,只能通过账户转移,因此纯粹的虚拟币抢夺在实务中极为罕见,多数被称为“抢夺虚拟币”的案件,实际定性是诈骗或者抢劫。

抢劫罪要求以暴力、胁迫压制反抗后取得财物。虚拟币在这里的特殊问题是:暴力作用的对象是人,而财物的转移可能发生在暴力之前,也可能发生在暴力之后。此时必须判断损失究竟由哪一个行为造成——这正是第三讲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把四种要求摆开来看就会发现:属性之辩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罪名的是占有与处分。

三、占有怎么认定:私钥、助记词与托管钱包

属性解决“能不能保护”,占有解决“保护谁”。虚拟币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占有不是看东西在谁手里,而是看谁能排他地支配。

第一,自持钱包的占有,取决于私钥与助记词的控制。冷钱包、热钱包、硬件钱包,本质上都是私钥的载体。谁掌握私钥或者助记词,谁就能转移币,也就处于事实上的占有状态。因此在这类案件中,占有归属的证明不能只靠“谁报的案”,而要看链上转账的签名来源、助记词的提取过程与设备归属。

第二,托管在平台的币,占有归属要分两层看。用户在平台账户里看到的余额,是平台内部记账所确认的“债权式”权利;链上真正持有币的是平台的钱包。当平台账户余额与链上钱包之间存在差额时,就会出现“用户主张的占有”与“链上的占有”不一致的情形。这类案件在罪名选择上往往落在侵占、诈骗而非盗窃,因为行为人对币的支配是通过平台账户间接实现的。

第三,共同控制的情形要有证据支撑。多人共管一个钱包(例如一人保管助记词、一人持有设备)时,占有归属并不当然归属于其中任何一方。这类事实常常是第三讲“占有归属”辩点的核心,也是盗窃与侵占之分的分水岭。

这三层区分在辩护上的直接价值是:如果能够证明涉案币在案发时并非由被害人排他占有——例如币仍在平台托管、或者被害人自始未取得支配可能——那么“被害人丧失占有”这一盗窃、抢夺的构成前提就不成立,罪名必须另择。第三讲中以“一方主张未收到币、要求取回现金”为核心的案件,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的。

四、第二层:数据属性与财产属性的竞合

虚拟币同时具有“数据”与“财物”两重属性,于是同一个行为可能同时落入两条罪名路径。

数据属性路径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该款法定刑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标准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19号)第一条: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获取前述以外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的;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台以上的;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实施上述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四项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财产属性路径则是盗窃罪、诈骗罪等。以盗窃罪为例,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地区为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对应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两条路径的落差是巨大的。同一套取币事实,走数据属性路径,法定最高刑七年;走财产属性加盗窃路径,法定最高刑可以到无期徒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罗某某盗窃案(一审案号(2020)沪0106刑初551号,二审案号(2021)沪02刑终197号)即围绕这一竞合展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林某、陈某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则按数据属性路径定罪。

这里存在争议:两条路径的选择标准并没有统一规定。一种意见主张按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另一种意见主张,数据安全有专门规定时优先适用专门规定。实务中两种做法都能见到。

对辩护的意义是确定的:在两罪法定刑差距较大的案件里,罪名选择本身就是一次量刑辩护。辩方需要先测算——多数情况下数据属性路径的法定刑更低,但在数额不大、财产犯罪的法定刑反而更轻时,结论会反过来。不测算就主张,等于放弃一次降档机会。

五、第三层:数量怎么核

数量不等于控方给出的任何一个数字。它等于:链上数据能够证明、能够对应到本案被害人、且未被重复计算的那一部分币。

核减切口有三个。

其一,混同钱包。行为人的收款钱包常同时用于合法交易与涉案交易。控方若以钱包流水总额认定数量,属于以总额代替犯罪数额,辩方应要求逐笔对应到具体被害人、具体交易。

其二,平台内部记账与真实链上数据的差异。交易平台展示的余额、成交记录属于平台内部记账,未必与链上一致;涉“内盘”“资金盘”的案件尤为明显。当两者冲突时,应当以可验证的链上数据为准,而不是以平台单方导出的表格为准。

其三,同一笔交易的重复计算。币币兑换、跨链桥接、多钱包中转,都会让同一批币在流水里出现多次。若按流水口径累计,数量会被放大数倍。这一项在跨链、混币类案件中是最常见的技术性错误。

另有两个细节要核对:代币的小数位与精度(不同代币精度不同,忽略精度会造成数量级错误);代币与主币、稳定币之间的换算比例及其适用时点。

六、第四层:时点与单价

单价侧有三条路径并存,选择哪一条,直接决定落在哪一档。

路径一,被害人取得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对价。《刑事审判参考》第1569号张某抢劫案即采此路径;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某诈骗案((2023)粤51刑终10号)亦同。

路径二,交易平台行情价,通常取案发日或某一区间的均价。

路径三,销赃价,即行为人的实际变现价格。在抢劫案件中,法发〔2016〕2号第二部分规定,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等支付平台获取抢劫财物的,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为抢劫数额;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无法实际使用、消费的部分,不计入抢劫数额,但应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实践中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路径: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认定意见。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梁某等抢劫比特币、以太币案中,涉案比特币与以太币的价值即由乐山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认定结果分别为264.48万元与334.31万元,三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年六个月与七年六个月。这类认定意见是鉴定意见还是价格认定结论,直接影响质证方式(第七讲展开),但其对量刑的支配作用在个案中往往是决定性的。

选择的一般规律:币价下跌的行情里,被害人取得时的对价往往高于案发时市价,控方倾向于用对价;币价上涨的行情里,案发时市价可能高于对价,辩方要防止控方改按市价认定;销赃价通常最低,但若行为人在高位变现,销赃价也可能高于损失。唯一可靠的做法是三条路径都算一遍,再决定主张哪一种。

七、两处没有统一规定的口径

第一处,“实际支付对价”与“案发时市场价”何者优先,目前没有统一规定。实务做法不一,有按取得成本认定的,也有按案发时市价认定的。这是本讲最值得写进辩护意见的一处争议:不是泛泛主张“币价不稳定”,而是明确要求按对当事人更有利的口径并说明理由。

第二处,刑事与民事口径并不一致。民事与仲裁程序主动按市场价把虚拟货币折算成法定货币,被认为变相支持虚拟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违背社会公共利益——(2018)粤03民特719号比特币撤裁案即持这一立场。而刑事审判恰恰要按对价或市价折算出金额,才能确定法定刑档。

两套口径并存,意味着一批币在民事程序里可能“不值钱”,在刑事程序里却“很值钱”。辩护中要防止控方在两种口径之间各取所需:论证财产属性时用民事不予保护的立场,计算数额时又用市场价。这两个立场不能同时成立。

八、三个常被混淆的数额概念

虚拟币案件的卷宗里,常常同时出现三类数字,它们不是一回事。混用会直接导致数额虚高。第一类是犯罪数额,即定罪量刑所依据的数额,通常指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或者行为人的实际获取。这是唯一可以进入定罪量刑的那个数字。第二类是违法所得,即行为人因犯罪实际获得的利益。在非法经营、开设赌场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罪名中,违法所得另有独立标准——法释〔2019〕1号就把“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分别规定为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之一。在这类罪名里,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分别达标都可以入罪,辩护时应当挑其中更难证明的一条作为突破口。第三类是账户流水总额,它既不是犯罪数额,也不是违法所得,只是资金流动的记账结果。把账户流水总额直接当作犯罪数额,是虚拟币案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纠正的数额虚高错误。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数额辩护的第一步:先把卷宗里的每一个数字都贴上标签,看清它正在被当作哪一个概念使用。标签贴错了,后面的所有计算都会错。

九、数额辩护的六个动作

第一,先确定币种与数量来源。是链上数据、平台导出记录、还是在案鉴定意见?来源不同,质证的方式完全不同。链上数据要看同一性与完整性,平台记录要看导出过程与完整性校验值,鉴定意见要看鉴定主体与鉴定事项是否在资质范围内。

第二,把钱包流水总额与本案犯罪数额切开。这一刀要早切,最好在侦查阶段就以书面意见提出,否则案卷一旦以流水口径定型,后续再纠正是逆水行舟。

第三,逐笔核对链上记录与平台记账。重点是时间戳、地址归属与数量一致性。三者中只要有一项对不上,该笔就不能计入犯罪数额(第七讲展开)。

第四,把三条计价路径各算一遍。算完再决定主张哪一种,不要凭感觉。测算时要把数量端与单价端分开算,避免两端的误差互相掩盖。

第五,核对时点选择。案发日、取得日、变现日、鉴定基准日,每一个都是可争的点。时点之争在小额案件中可能无关紧要,但在跨越法定刑档的案件里,一个时点就值好几年。

第六,倒推法定刑档。先知道自己主张的口径会把案件落在哪一档,再决定要不要主张。数额辩护不是把数字说小,而是把数字说到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档里去。如果测算结果显示,即便按最有利的口径算仍然落在同一档,那么把精力转向情节辩护(从犯、自首、退赔)会比继续纠缠数字更有效。

十、哪些属性之辩是无效的

一是以“虚拟币交易本身违法、不受民法保护”主张不构成财产犯罪,在多数刑事裁判中不被采纳。理由在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评价的是交易行为的效力,而财产犯罪保护的是占有与所有权状态,两者评价对象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立场并非没有反对意见,第三讲的研讨中已有论者从“保护持有状态”与“禁止流通行为”应予区分的角度作了更细致的切分。本讲如实呈现,不代为定论。

二是以“虚拟货币是数据不是财物”作全案出罪辩护,只在部分案件中成立。数据属性路径解决的是罪名选择,不是罪与非罪。除非能同时否定获取行为的违法性(例如经授权、基于权属争议),否则仍会被定罪,只是罪名不同。

三是用“币价波动大、价值不确定”否定数额认定,通常无效。币价波动影响的是计价时点的选择,不影响数额可以认定这一结论。把它当成出罪理由,往往会被一句“可以按某一时点确定价值”挡回来;有效做法是把它转为时点之争。

结语

属性是地,数额是尺。虚拟币案件的辩护,要先确认脚下这块地站得住,再选择那把对自己最有利的尺。地基没打牢,后面所有关于非法占有目的、明知、共犯的讨论都无从落地;尺子选错了,罪名的争论赢了,刑期还是输。

冯锦锡律师.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二讲丨虚拟币的刑法属性与涉案数额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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