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锦锡律师.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三讲丨私下交易虚拟币的侵财之辩:诈骗罪、抢夺罪与抢劫罪的三岔路

Connor 欧意app 2026-11-18 1 0

——同一笔线下换币的事实,为什么可能落在三个罪名上

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三讲

本文以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心团队负责人冯锦锡律师近年的办案实践为样本,结合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线下交易虚拟币所引发的侵财犯罪定性争议,作一次系统梳理。

线下现金换U币、U币换现金,是当下虚拟币刑事案件最高发的案发场景。这类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同一笔交易事实,在“诈骗罪”“抢夺罪”“抢劫罪”之间的定性差异,直接决定当事人的刑期——诈骗罪、抢夺罪分三档,起点可以是三年以下;抢劫罪起步就是三年以上,一旦落入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加重情形,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讲要处理的,就是这三条岔路怎么分。2026年7月3日,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检察官》杂志社在沙河校区举办了一场“法·善”案例沙龙,主题定为“民事交易合意能否阻却犯罪成立”,讨论的正是这样一起案件。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志坤、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裘菊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商登煜、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熠,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田宏杰教授、北京大学江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武长海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周洪波等,对同一套事实给出了从“不构成犯罪”到“抢劫罪既遂”的完整光谱。这些发言是个人研讨意见,本文均按“在研讨中提出”的方式引用,不代表任何机关的立场;案情与研讨综述分别于2026年6月22日、7月9日经“中国检察官”微信公众号公开。

一、先把三起事实讲清楚

讨论定性,必须先有事实。这起案件的作案模式是:由专人联系虚拟币交易商(下称“U商”)到线下交易USDT(下称“U币”),交易时趁对方将U币转入己方电子钱包后,制造“U币未到账”的假象,以此拒付或者取回现金。三起事实逐次升级。

第一起(10月25日,锦都酒店)。团伙出资100万元,将U商妥玉某约至酒店交易。因妥玉某提出按20万元一笔分笔进行,团伙认为对方过于谨慎,双方正常完成一笔20万元的交易后未继续操作,所得U币由他人出售。为进一步取得妥玉某信任,该团伙此后还与妥玉某进行了几次正常的小额交易。

第二起(11月4日晚,维也纳酒店)。团伙出资50万元约妥玉某交易。在妥玉某交付27.85万元对价的U币后,行为人声称U币未到账并要求归还现金,遭拒后主动报警。民警到场处警,行为人仍坚称没有收到U币,也不配合打开电子钱包;双方及涉案现金被带到派出所后,在民警坚持下才打开电子钱包,最终经公安机关调解核实,确认妥玉某已足额转出U币,认可本次交易对价为27.85万元。

第三起(11月5日至6日凌晨,开臣K酒店1110、1111房间)。团伙准备现金138万元,分工明确:一人负责在U币到账后持交易手机先行离场,另一人再以“真实金主”身份、以U币未到账为由要回现金;同时安排两人将现金带离、四人拦阻U商。商议时,有成员提出“不能发生打架等过激行为”,但负责现场取款的人员仅被传达了“拿回钱”的指令。U商陈祥某、王泽某携现金抵达后,清点现金并按138万元的价格将193548个U币转入中间人池碧某的钱包,池碧某扣除中介费后将其中的189146个U币转入行为人钱包,楼下等候者发现到账后立即转走,持交易手机者随后离场。接着,他人用房卡刷开房门,与其余五人进入房间,将陈祥某按倒在地、夺走装有现金的双肩包,另两人合力扭住王泽某争夺第二只双肩包,还有人被指使返回房间抢走第三只。138万元被带离现场,其中35万元当日被交还他人,余款用于归还借款;次日189182.38个U币被转回池碧某。涉案U币被公安机关扣押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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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这起案件目前公开的只有案情梗概与研讨意见,没有起诉书、判决书,也没有官方公布的最终处理结论。因此本文引用它的价值,在于呈现争议的完整光谱,而不在于宣示结论;本文不会为它编造任何最终罪名与刑期。

二、第一道分水岭:犯罪对象是U币,还是138万元现金

这一个问题决定全案走向,研讨中的分歧也最大。

主张对象是U币的一方,理由集中在“占有转移”与“工具属性”。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陈熠检察官认为,本案诈骗对象应认定为U币而非现金:行为人以现金作为交易诱饵,目的在于取得U商信任、促使其基于虚假交易承诺交付U币,现金只是诈骗工具,获取U币才是犯罪目的;且案发地点处于行为人控制的酒店房间内,被害人即便短暂接触现金,也未取得稳定、排他的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中国人民大学田宏杰教授持同一结论:138万元现金始终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并未由被害人转移至行为人,而且正是行为人虚假出示并清点这138万元,才使被害人产生交易真实的错误认识,这些现金其实是诈骗的作案工具。国家检察官学院周洪波副院长亦持此说。

主张对象是现金的一方,理由集中在“损失由谁造成”。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商登煜副庭长提出:如果从“骗”的角度评价,对象是U币;如果从“抢”的角度评价,对象则应为现金——关键在于判断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究竟由何种行为直接造成。本案中U币交易完成后现金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害人,诈骗环节并未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被害人最终遭受损失,是因为后续现金被强行劫取。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王志坤主任则主张以交易完成后的“事实占有状态”为分析起点:行为人诈称没有收到U币、引诱被害人相信交付未完成,此时才真正进入犯罪评价阶段,指向对象不是U币而是已经交付的钱款。

对辩护的意义:对象之争不是学术趣味,而是决定罪名的开关。若对象是U币,则U币已转入行为人钱包、诈骗已经完成,全案落在诈骗罪;若对象是现金,则现金已交付被害人、诈骗未造成损失,后续劫取才是致损行为,全案落在抢劫罪。

三、第二道分水岭:整体评价为诈骗,还是分层评价为抢劫

偏向诈骗罪一方的核心论述是“手段服务于目的、不宜割裂评价”。陈熠检察官明确主张全案整体评价为诈骗罪,认为暴力取回现金的行为是为实现“无对价取得U币”这一诈骗目的服务的预定手段,不宜割裂评价为抢劫罪。田宏杰教授进一步认为,现场围绕现金发生的阻拦、控制等行为,既未造成新的财产侵害,也不构成实行过限或转化型抢劫,仍应在共同诈骗故意范围内评价。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裘菊红常务副检察长提出“一个骗局、双重骗意、分层评价”的思路,强调不能简单以U币转移占有就认定诈骗既遂,应从“骗占现金”的终极目的出发,避免对同一法益损害作重复评价;同时要求坚持民刑分立与穿透研判:民事层面应否定非法虚拟货币交易的效力,刑事层面则不能因基础交易违法而否定财产法益保护,而应聚焦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与实际侵财行为。

偏向抢劫罪一方的核心论述是“损失填补与一把尺子量到底”。商登煜副庭长指出,若整体评价为诈骗罪,可能出现涉案现金权属评价前后冲突以及主犯与现场取财人员之间量刑倒挂的实践风险;他同时明确,虚拟货币交易虽在民事层面不受法律保护,但其仍具有刑法上的财产属性,民事无效并不当然排斥刑法保护,交易虚拟货币的真实合意与后续抢劫行为没有构成要件层面的关联,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出罪理由。王志坤主任认为,从取钱行为发生于密闭空间、交易现场的人数力量对比以及强制手段看,足以构成抢劫罪;虽然在商议犯罪计划时有两名行为人提出了“不打架”的底线,但考虑到诈术难以成功、邀请多达六人到现场取回钱款,行为过程中出现胁迫、强制也在犯罪计划的预期之内,故不存在部分参与人实行过限的问题,应以抢劫罪一罪论处。吴峤滨副主任主张第三起定性抢劫为宜,理由是此举有利于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把三起事实中的犯罪对象统一为U币“一把尺子量到底”,“虽有骗的成分,但最终落地于抢”。

这里有一句对辩护人极为重要的话,出自王志坤主任:“U商并不会真正相信U币转移失败的谎话,也很难陷入错误认识。”这句话点中了“只定诈骗”最脆弱的地方——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而长期从事场外交易的U商对“没到账”的说辞有天然的警惕。这个质疑必须在辩护中正面回应,回避不了。

四、第三道分水岭:民事交易合意能否阻却犯罪成立

这是整场研讨的主题,也是本案最值得辩护人研究的一节,因为它直接给出了一条出罪路径。

国家检察官学院邓超老师以“认定虚拟货币价值的方法可以是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合意法”为切入点,递进论述第一起、第二起事实不构成犯罪,核心理由是犯意转化为民事合意时,可以阻却犯罪的成立:一是民法上被评价为合法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这是刑民交叉案件探讨的前提与基础;二是个体之间涉虚拟货币的小额、场外交易,不涉及公开市场的流动性或者系统性风险,不属于破坏金融秩序的范畴,本质上属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领域,可以认定为具有合法性;三是从规范目的与场景化视角判断,应尊重意思自治,且行为人迫于U商和警察的压力完成了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已被消解;四是举重以明轻——作为诈骗罪,在立案前主动归还的数额尚且应当扣除,第一起、第二起已经顺利交易的数额,自然不应当按照犯罪来认定。

反对意见同样清晰。王志坤主任指出,私人之间交易虚拟货币一般认为交易合同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交易双方自行承担,并不认可任何一方享有撤销合同、请求交付或者要求返还的请求权。武长海教授给出了更精细的切分标准:承认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并不等于承认虚拟货币交易合法,司法评价中应区分“保护持有状态”与“禁止流通行为”,也要区分动态金融交易活动与静态持有权益受侵害的情形;涉案U币可以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其价值可结合被害人支付的人民币对价加以认定;但在追缴、退赔或后续民事救济中,也应考虑被害人参与非法交易的过错程度。

这条路径怎么用:它最适合前两起这类“已经完成”的事实——主张犯意已转化为民事合意,交易本身有效(或至少不可罚),因而数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不按犯罪认定。但要清楚它的软肋:一旦行为人后续又实施了新的侵害行为(如第三起的夺取现金),“犯意已转化为合意”的立论就会被推翻,这时的正确策略是把它严格限定在前两起事实的范围内,而不是主张全案出罪。

五、形态之辨:预备、中止、未遂与既遂

三起事实的形态认定,研讨中出现了四种排列。辩护空间最大的恰在前两起。

第一起,四种意见并存:犯罪预备——李政印副主任认为,为进一步获得对方信任而进行正常的小额交易,是典型的为实行犯罪而制造条件的行为;吴峤滨副主任认为至多是犯罪预备,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冠衡律师事务所刘卫东主任亦持此说。犯罪中止——江溯研究员认为,行为人因交易方式变化主动放弃了原有犯罪计划。犯罪既遂——周洪波副院长。不构成犯罪——邓超。第二起,主流意见是犯罪未遂:江溯研究员认为,被害人虽交付U币,但已实际取得等值交易对价,尚未遭受财产损失,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李政印、吴峤滨、刘卫东、周洪波均持未遂说,李政印另主张第一起、第二起应整体认定为犯罪未遂。第三起,多数意见认为构成抢劫罪。李政印副主任有一个技术点必须记住:第一起事实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原因在于犯罪中止要求行为人必须彻底放弃犯罪,而第二起事实的存在说明团伙并没有彻底放弃犯罪意图。主张中止必须能解释后续行为,否则会被未遂说取代——在系列作案的事实结构中,中止几乎不可能成立。

六、共犯之辨:以行为定性质、以共谋定责任、以过限划界限

这一节是第三个高价值辩点。裘菊红常务副检察长用三句话概括了总纲:“以行为定性质、以共谋定责任、以过限划界限”,并强调对于未参与、未默许、亦不能预见暴力劫财行为的人员,应严格适用罪责自负原则,仅在其共同故意和参与行为范围内追究责任。江溯研究员主张以共谋射程划定责任范围:明确反对使用暴力的人员,不应对后续抢劫承担责任;指示他人“把钱拿回来”且未限制手段的人员,应对抢劫行为承担概括性责任。李政印副主任指出,行为过限的认定需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判断——主观上,若行为人对其他共犯人可能实施的行为有概括故意,则不宜认定为过限;客观上,只有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具有本质性区别,才能成立过限行为;责任划分既要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也要考虑各共犯人的作用与参与程度,仅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员应认定为从犯。周洪波副院长则持相反判断:本案共谋本身已包括容许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不存在实行过限问题。

这段争论的实务价值极高。前述案件中,第三起现场共十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只被传达了“把钱拿回来”,甚至被明确要求“不能发生打架等过激行为”。这些人是否对按倒、扭住、夺包的行为承担抢劫罪责任,是本案唯一能让多数被告人脱出重罪的口子。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规范性文件对此已经给出明确规则。《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2号)第三部分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其中部分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对于其余行为人是否以抢劫罪共犯论处,主要看其对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人是否形成共同犯意、提供帮助;基于一定意思联络,对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人提供帮助或实际成为帮凶的,可以抢劫共犯论处。这一条应当成为共犯限缩辩护的直接依据。

七、四条容易被忽略的法条出口

前六节讲的是这场研讨里的观点交锋。但真正落到法庭上,辩护人手里最硬的武器不是观点,是条文。以下四条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2005年6月8日施行,现行有效)与法发〔2016〕2号,恰是线下交易型案件最常用的出罪或降格通道,实务中却经常被忽略。

出口一:为索取债务而使用暴力的,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法发〔2005〕8号第九部分第5项规定得很直接:“行为人为索取债务,使用暴力、暴力威胁等手段的,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构成故意伤害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等规定处罚。”线下换币纠纷的常见起因,恰恰是“一方主张没收到币、要求返还已交付的现金”,在性质上属于履约争议而非无对价的劫取。若能把行为定性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拉回“索取自认为应得的款项”,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就断了。这是本讲最值得优先考虑的一条路径,也是实践中被引用得最不充分的一条。

出口二:以暴力索取超出正常交易价钱的钱财,要看“相差不大”还是“相差悬殊”。法发〔2005〕8号第九部分第2项规定:从事正常商品买卖、交易或者劳动服务的人,以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不大的钱物,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买卖、交易、服务为幌子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与合理价钱、费用相差悬殊的钱物的,以抢劫罪定罪处刑。认定时要既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绝对数额,还要考虑超出合理价钱、费用的比例,加以综合判断。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最高为三年,而抢劫罪起步就是三年以上——这一条是“降格辩护”最现成的法条依据。

出口三:携带非管制器械抢夺,有证据证明不是为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法律拟制,不论是否使用或者显露凶器,只要携带即按抢劫罪处理——线下收币纠纷常伴甩棍、刀具、辣椒水,这是最容易踩的一颗雷。但法发〔2005〕8号第四部分同时给出了两条反向规则:其一,“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抢夺,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随身带的工具刀、车载工具,只要能证明不是为犯罪准备的,就不应升格为抢劫;其二,只有“将随身携带凶器有意加以显示、能为被害人察觉到的”,才直接适用第二百六十三条定抢劫罪。辩护时必须第一时间核实器械的种类、来源与是否显露。

出口四:未达“数额较大”的转化型抢劫,可能根本不成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但两条规范给它设了门槛:法发〔2005〕8号第五部分规定,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具备“接近数额较大标准”“入户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后在户外实施”“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其他严重情节”五种情形之一的,才可依第二百六十九条定罪;法发〔2016〕2号第三部分进一步明确,所涉财物数额明显低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又不具有上述五种情节之一的,不构成抢劫罪,并且“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可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挣脱不等于抗拒抓捕,推搡不等于使用暴力。

还有一条常被忽略:法发〔2005〕8号第九部分第1项规定,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构成犯罪的以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只有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才以抢劫罪定罪;冒充治安联防队员实施同类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八、数额与刑期:同一笔事实为什么可能差十年

数额认定规则,三罪各不相同。

抢劫罪,按被害人支付的对价认定。《刑事审判参考》第1569号张某抢劫案(一审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刑初1484号)中,被害人被持刀威胁、捆绑、殴打,被迫以93.6万元购入2.529个比特币后遭劫走。法院认定的抢劫数额是93.6万元,而非销赃价93.02万元,理由是“与直接抢劫被害人93.6万元无异”。研讨中武长海教授亦认为涉案U币的价值可结合被害人支付的人民币对价认定。法发〔2016〕2号第二部分还规定,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电子支付、手机银行等支付平台获取抢劫财物的,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为抢劫数额;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无法实际使用、消费的部分,不计入抢劫数额,但应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诈骗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抢夺罪的门槛更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八万元以上、二十万元至四十万元以上的,分别对应三档。

刑期结构对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七条(抢夺罪)均分三档:数额较大三年以下,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则是起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具有八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以138万元为例:定诈骗罪,属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定抢夺罪,属数额特别巨大,同样是十年以上;定抢劫罪,若认定“抢劫数额巨大”,也落入十年以上的加重档。这就是研讨中商登煜副庭长所担心的“量刑倒挂”问题。它给辩护人的启示是:当两罪法定刑接近、彼此都在十年以上的时候,辩护的着力点应当从“降档”转向从犯认定、犯罪形态(预备或者未遂)、被害人过错与退赔——这些才是真正能拉开差距的变量。第1569号案中,行为人为实施抢劫制造条件的行为被单独评价为犯罪预备,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正是这条思路的现成示范。

同时必须提醒:“按被害人支付对价认定”这条规则对辩方是双刃。在第1569号案中,它恰恰把数额从销赃价93.02万元抬高到了对价93.6万元。因此是否主张这条规则,必须逐案测算后再定,不能条件反射地援引。

九、辩护人该做的八个动作,以及哪些辩护是无效的

八个动作。

第一,先定“案发时财物在谁手里”。占有归属是排除抢夺罪的第一道闸门,也是区分诈骗与抢劫的前提。

第二,画损失时间轴。把U币转账、现金清点、行为人离场、暴力发生、现金被带离,逐个锁定到分钟,判断被害人的损失究竟由哪一个行为造成。

第三,审查“欺骗”与“暴力”的先后与因果。是骗在先、暴力只是实现骗的目的的手段,还是交易已经完成、暴力才是独立的取财行为。

第四,审查行为人的履约意愿与客观履约条件。这是区分诈骗与民事违约、侵占的核心,也是“索取债务”这条出口的前提。

第五,守住携带凶器这一关。核实器械种类、来源、是否为犯罪准备、是否显露,适用法发〔2005〕8号第四部分的两条反向规则。

第六,第269条转化型抢劫案件,逐项审查三种情节:是否未达“数额较大”、是否“情节较轻、危害不大”、暴力是否属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且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

第七,共犯限缩。按法发〔2016〕2号第三部分的标准,逐人审查有无共同犯意、有无提供帮助、能否预见暴力,力争从犯认定。

第八,数额与情节之辩。剔除以行情价、平台价、销赃价虚增的部分(但要先测算,避免反向抬高);争取犯罪预备、未遂的形态认定;主张退赔、被害人过错与认罪认罚。

哪些辩护是无效的,也必须写清楚。

一是以“交易”为名诱骗至现场后实施暴力、当场取财的,研讨中多位实务人士倾向抢劫罪,且王志坤主任已给出正面理由——诈术难以成功、邀请多人到场、行为过程中的胁迫强制在犯罪计划预期之内。主张“只是诈骗”,必须先回答“U商为什么会被骗”。

二是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抢夺的,即便未使用、未显露,也按抢劫罪处理,这一点没有争辩空间;只有非管制器械才有“证明不是为犯罪准备”的反向空间。

三是“我反对过使用暴力”“我只是传了句话”并不当然免责。以共谋射程或者概括故意限缩责任,必须落在具体证据上——有无参与商议、有无默许、能否预见、有无实际帮助,四项缺一不可。

结语

线下交易虚拟币的侵财案件,难不在事实复杂,而在于同一套事实同时具备欺骗的外观与暴力的内核。辩护人的价值,就在于把这套事实拆解到“损失由哪个行为造成”这一步,再用法发〔2005〕8号与法发〔2016〕2号里的具体规则,一个要件一个要件地把重罪的构成要件拆掉。定性差一格,刑期差十年。

冯锦锡律师.虚拟币犯罪实务研究.第三讲丨私下交易虚拟币的侵财之辩:诈骗罪、抢夺罪与抢劫罪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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